金东万 朴诗妍:

2019-03-26 03:44 来源:北国网

  金东万 朴诗妍:

  东方汇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李世新表示,此次新一轮探索,旨在以政策红利激发人才活力,努力将中关村打造成发展环境优良、人才迁移便捷、高端智力集聚、创新创业活跃的人才国际化发展“软口岸”。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通知,推广安康市金融支持返乡创业经验。

敢叫荒山变金山二十几年前,李叶红来到盱眙县水产公司上班,但不久后公司改制,李叶红下岗了。  吸引集聚创新驱动发展急需人才。

  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就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上海要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借鉴运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政策措施,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努力造就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引导优势学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下功夫,提炼标识性概念,提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据悉,第四届大赛将采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

”武传松说,一般而言,焊接以加热或加压或两者并用的方式接合金属或其他材料。

  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融合爱思维尔等全球著名学术数据库资源,建设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从全球269个领域近3000万人才中筛选出10万名高层次科技专家,为聚焦国家战略精准引才、靶向猎才提供数据支撑。

  三、推进“放权松绑”,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据介绍,当地某知名大学一名副校长被东部高校挖走后,省委组织部同志打电话询问原因,没想到人家直言不讳地说“很愿意走”;其原单位领导不仅不惋惜,还很高兴终于“挤走”了一个人。

  乐际同志对上海人才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组部人才局多次实地调研,一线指导。

  该县与合作院校通过每年一次调研会、一次洽谈会、一次通报会、一次总结会等形式,打通联络交流、信息对接、难题共解、成果互享渠道。原因在于高校和人才的评价体系需要更加多元化。

  ”一直以来,上汽把事业创新发展的宽广平台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抓手。

  东方汇据悉,在科技创新政策方面,江宁区鼓励企业搭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对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新型和高端研发机构、海外研发机构和创新联盟分三个层次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支持;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及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的给予500万元支持;对骨干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给予200万元支持。

  苏大从2007年后开始大规模引进人才,已形成“大师+团队”的模式,现有190多位国家级人才,团队加起来有上千人,七成以上人才从海外引进。与此同时,贵州便捷的交通、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文化正吸引着各类人才一路向“黔”;而经济增速连续7年保持全国前三位的发展速度,更是让无数人才看到贵州发展的无限“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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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发表时间:2019-03-26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张中宇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

《诗经》之《七月》

《诗经》之《鸿雁》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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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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